试管婴儿技术30年:重新赋予女性生育权

  
  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啼哭,一个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的婴儿被剖腹主刀医生张丽珠教授从宫腔内取出。在张丽珠身旁守候的儿科医生将婴儿用蓝花被单、粉花被子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抱到产妇郑桂珍身边。这位来自甘肃礼县盐关镇的妇女,因输卵管阻塞而20年未孕,终于在39岁这一年成为了一位母亲。郑桂珍为女婴取名郑萌珠,萌是萌芽、开始的意思,而珠则是希望她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萌还有另一层意思,隐喻她是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

  在郑萌珠出生的10年前,也就是1978年,英国科学家让·普迪、罗伯特·爱德华兹和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将培养皿中的单细胞胚胎分裂为8个细胞,并成功将其移植入母亲子宫内,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就此诞生。试管婴儿的学名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IVF-ET),即:使卵子和精子在体外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完成受精过程,再将早期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发育成胎儿。据统计,自路易斯·布朗出生以来,约有650万婴儿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来到这个世界。而在中国,自1988年郑萌珠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成功出生3万多名试管婴儿。

  在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实践30周年之际,回望这项技术在中国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大行其道之时,专家和学者如何利用话术与修辞,将试管婴儿技术的重点从增加人口数量转移到对于人口素质的强调,并且将其纳入国家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综合叙事中,为这项鼓励生育的技术在一个限制生育的国家寻找生存夹缝。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承担者——女性身上,就会看到,在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这一双向运动中,女性相较于男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压力和中医理论及传统迷信对于不孕不育的污名化。因此,过去三十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在为中国众多不孕不育夫妻带来福音和希望的同时,也为女性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殖焦虑。
  从生殖到优生:试管婴儿技术在中国的话语变迁

  “我国人口这么多,还要搞什么试管婴儿?这是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

  “试管婴儿对我们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在郑萌珠出生十年之后,当时的主刀医生、国内著名妇产科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张丽珠医生仍然要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张丽珠医生的回应是:“毫无疑问,中国有巨大的人口,确实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划,这包括为控制生育率进行的避孕和堕胎,以及对于女性和男性进行的不孕不育治疗。有些人可能会问,中国已经有这么多怀孕的女性了,为什么还有治疗不孕不育?按照这个逻辑,既然中国已经人口过多了,为什么还要治病救人呢?为什么要帮助残疾人?为什么要救死扶伤?为什么要开医院?为什么需要医生?”

  1980年代初期,对于如张丽珠医生这样的妇产科专家来说,一方面,她的主要工作是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世界各国访问,宣传中国妇女的工作、地位以及刚刚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避孕和人工流产为手段达到人口控制的目的,是她当时的首要研究任务。但另一方面,张丽珠也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6300封信件,写信的大多数是女性,这些书信向医生痛诉了她们无儿无女的痛苦以及由此带来的夫妻纠纷和婆媳矛盾等等。这些女性在信中详细记录了夫妻二人如何穷尽当地资源,尝试各种传统的治疗方式及偏方后仍然求子未果,她们似乎将张丽珠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读到这些女性的故事,并与其中一些人交谈之后,张丽珠首次注意到了1978年首次在英国试验成功的试管婴儿技术,她认为这项技术或许能够帮助这些寻医问药的家庭。在那之后,她开始关注有关试管婴儿的文献资料。

  1980年代初期,与试管婴儿技术有关的文献资料在中国十分匮乏,但这并不是张丽珠面临的唯一困难。摆在她面前的更大问题是经费。1983年,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号召之下,大规模结扎运动兴起,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与国家对于人口管控的基本策略的方向背道而驰。因此,即便在与另外两位来自湖南和北京的著名妇产科专家联合之后,张丽珠也难以为试管婴儿技术找到资金支持。到1984年,张丽珠及其团队意外地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10万元拨款,并被委托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进行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研究计划也被命名为《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以及发展》,对于生殖的强调由此转化为了对于优生的强调,提高人口数量的需求被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代替。一项原本意在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提供解决方案的技术,就这样被收归到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五年计划”纲要中,成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张丽珠医生和她领导的研究小组专注于研究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她和同事们多次重复诱发超排卵、检测卵泡发育、及时取卵、精子获取、人工受精、体外培养、胚胎移植等试验步骤,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的诞生标志着这一技术的阶段性胜利。当时的官方媒体迅速将其塑造为国家在技术和科学领域的成功。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不孕不育的夫妇开始求助于试管婴儿技术。回顾试管婴儿技术走入中国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以张丽珠为首的医学和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在国家对于人口的控制政策和急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的夹缝中,不断调整有关试管婴儿技术的叙事和修辞,将其从一项帮助不孕不育夫妇得子的计划,演变为一项向西方展示中国自主研发能力,以及关乎现代国家、关乎科学发展的技术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面对不鼓励生育的政策还是辅助生育的技术,作为生育行为的承担者和实施者,女性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计划生育政策虽然限制了每个家庭新生儿的数量,对于传统中国家庭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以及生儿子传宗接代的想法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项政策的另一重意思实则是,每一位已婚的中国女性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对于不孕的女性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反而激发了一种新的焦虑。而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为这种生殖焦虑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

  从中医到西医:不孕不育背后的性别偏见

  作为一项诞生于西方的生物科学技术,试管婴儿在中国的应用引发了中西医学关于不孕不育现象不同理解之间的碰撞,也挑战了中国传统医学长期以来对于不孕不育的阐释系统。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诊断将人的身体建构为截然不同的身体部分,各个部分有着能够被独立治疗的不同器官和功能。从通常意义上来说,不孕不育的医学定义为一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根据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不孕不育首要的病因诊断依次为:排卵障碍、精液异常、输卵管异常、不明原因的不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其他免疫学不孕。其中女性不孕通常以排卵障碍、输卵管因素、子宫内膜容受性异常为主,而男性不孕则主要是生精异常以及排精异常。不孕不育作为一种常见问题,大约影响到至少10%-15%的育龄夫妇。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中,女性不孕,连同男性不育,通常都被认为是女性的身体出了问题。明代医学大师朱震亨最早提出,不能生育的夫妇问题主要出在女方身上。美国学者费侠莉在其著作《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一书中指出,在中医系统中,“病”通常指涉一种不平衡状态,常常被理解为紊乱(disorder)而不是疾病(disease),所以不孕不育是身体的失序,医治方法主要是找回身体的秩序和平衡。在中医看来,女性的不孕不育问题和肾亏和月经失调有关,子宫内血液的收集和循环不足或阻塞导致了这一紊乱。

    简单来说,一个完整的“试管婴儿周期”包括前期检查、促排卵、取卵取精、受精、移植,直到胚胎移植14天后确认受孕成功(或失败)的全过程。一个试管婴儿周期大约2-3个月,具体时间因人而异。在整个过程中,男性只需要进行精液检查,其余步骤全部由女性完成。赖立里认为,女性一旦进入“试管婴儿周期”,也就是进入了一个与自然生育截然不同的生育模式,一个在多种知识、经验和技术指导下共同努力但却并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的过程。在整个“试管婴儿周期”中,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不确定性,这让处于周期中的女性备受煎熬。
  
 

推荐阅读:


 胚胎移植前的遗传筛查不能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
 
本文地址:http://www.hxgy1978.com/news/a/youxuananli/shiguanyinger/3251.html

Copyright © 2014-2016 .康保来 版权所有   ICP备********号

'); })();